注释之事，在我国源远流长，尤以经书注疏和诗歌注释最为显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念、方法和形式，以故有人将其看作一门专学——注释学①。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反映在学术界，主要体现为各种数据库的不断问世与普及。截至目前，与注释相关者不仅有“瀚堂典藏”“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方志库”等古籍库，也有“汉语大词典电子版”“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等工具书库，还有“中国知网”“读秀”等汇集现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论著库。它们确实为具有一定信息处理性质的注释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然而，正像有些史学研究者指出的：“借助先进的电脑网络手段，我们可以快速、便捷地检索到大量史料，而受到知识结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为的局限，我们却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准确分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②同样，数字化尽管为注释之学提供了检索的便利，但也会诱使人们不读书，依赖于检索，从而使注释工作乃至整个古典研究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笔者近年在为《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③做补注的过程中，就深切体会到了数字化的两面性。1946年，刘永济曾在演讲中说：“今所举之过失，亦只就其荦荦大者言，不能备，亦不能详……惟今所论及者，乃为何种过失而非何人过失，论事论理而非论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则吾人治学不致再蹈此失，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补救的而非指责的。故但举事例，而不出人名，此点务须了解。”④笔者犹豫了好久，最后决定抱着“可怜身是眼中人”⑤的态度，踵武先贤，将发现的问题坦诚地撰文表达出来，恳请方家斧正。

《唐诗三体家法》乃南宋周弼所编，专选五律、七律、七绝三体，选诗以中、晚唐为主，共选了一百六十七位诗人的四百九十四首诗作。此书在我国元、明时期及日本非常流行。笔者在辑录完圆至、裴庾、盛传敏、王谦、高士奇、何焯等人的注评后，为使整理本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注本，又做了补注。补注时，首先参考今人所著学术性较强的唐诗别集、选集、总集之笺注本，若其已注明，则径直采用；其有疏误，亦时或纠辨，并抒己见。下文即胪列、分析笔者补注过程中发现的有代表性的疏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仅仅查阅了相关注本中为《唐诗三体家法》所选诗作（一般为三四首）的注释，其他部分未及细察，故本文所举不足以说明这些注本的整体质量。

一、漏注典故

所谓“典故”，一般指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故事或有来历的语词。古代诗文，特别是“诗歌，力求简练，用最少的文字表现最丰富的内容”⑥，故最宜用典。用典“是诗法的核心”⑦，“为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方法”⑧，可以雅化言辞、丰富内涵、委曲抒情、深化意蕴。而注出诗人所用典故，则是“注家首要的工作”⑨。由于古人和今人知识结构、生活经验、书写语体等存在较大差异，今人对于古人所用典故及其用典方式已有所疏离，注释典故时往往会发生漏注、误注和误释现象。先说漏注。

古人用典，崇尚如“水中着盐”⑩，讲究“合机，不啻自其口出”?。职是之故，诗中的不少语词，往往既可就字面解，又是用典，有深层的意蕴。若当作寻常语词一览而过，便会漏注。“注家作注，必先假定诗中‘无一字无来处’，穷搜群籍，才有可能避免失注。”?如钱起五律《哭空寂寺玄上人》首联：“凄然双树下，垂泪远公房。”?“双树”看似寻常，实有典故。按，娑罗双树，也称双林，为释迦牟尼入灭之处。《大般涅槃经》卷一：“一时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临涅槃。”?诗人用来写僧人圆寂，可谓恰切。可惜，大陆和台湾两种《钱起诗集校注》?皆未注出。

古人作诗，有“偷意”“夺胎换骨”之说?，大体指某个诗句在诗意上与前代典籍中的某句话或某件事存在或同义、或引申、或推衍、或翻案等关系，但却另外措辞，重新组织表达。这是对注家综合功力的最大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漏注。如石召五律《送人归山》首联：“相逢唯道在，谁不共知贫。”意本《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这个例子还不算太难，因为诗句中提到了“道”“贫”二字，留下一点线索。最难的是“用其事而隐其语”?——诗句与典源在字面上没有任何联系。如于武陵五律《南游有感》首联：“杜陵无厚业，不得驻车轮。”“杜陵”系武陵家乡。此联谓因贫而宦游，意本《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正与诗题“南游”和尾联“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复春”相呼应。《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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