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古籍校勘释例》，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页。

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戴文进：《戴叔伦诗文集笺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1页；罗时进：《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8、504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60页；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79页。

郭在贻：《也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却”字的义训问题》，《郭在贻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6页。李白此诗，《唐诗三体家法》未选，这里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亦一并言之。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吴战垒：《唐诗三百首续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7—328页。

吴企明：《杜甫诗辨伪札记》，《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7页。

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第2页。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7页。

谭优学：《赵嘏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此诗《全唐诗》题作《长安秋夜》（一作《田家》），据内容看，应是《田家》。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2页。

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

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3页。

廖立：《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5—766页。

参见郭在贻《漫谈古书的注释》，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四库馆臣批评带有一定“数字化”特征的类书时即言：“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69页）可谓有先见之明。

注释之事，在我国源远流长，尤以经书注疏和诗歌注释最为显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念、方法和形式，以故有人将其看作一门专学——注释学①。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反映在学术界，主要体现为各种数据库的不断问世与普及。截至目前，与注释相关者不仅有“瀚堂典藏”“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方志库”等古籍库，也有“汉语大词典电子版”“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等工具书库，还有“中国知网”“读秀”等汇集现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论著库。它们确实为具有一定信息处理性质的注释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然而，正像有些史学研究者指出的：“借助先进的电脑网络手段，我们可以快速、便捷地检索到大量史料，而受到知识结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为的局限，我们却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准确分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②同样，数字化尽管为注释之学提供了检索的便利，但也会诱使人们不读书，依赖于检索，从而使注释工作乃至整个古典研究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笔者近年在为《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③做补注的过程中，就深切体会到了数字化的两面性。1946年，刘永济曾在演讲中说：“今所举之过失，亦只就其荦荦大者言，不能备，亦不能详……惟今所论及者，乃为何种过失而非何人过失，论事论理而非论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则吾人治学不致再蹈此失，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补救的而非指责的。故但举事例，而不出人名，此点务须了解。”④笔者犹豫了好久，最后决定抱着“可怜身是眼中人”⑤的态度，踵武先贤，将发现的问题坦诚地撰文表达出来，恳请方家斧正。《唐诗三体家法》乃南宋周弼所编，专选五律、七律、七绝三体，选诗以中、晚唐为主，共选了一百六十七位诗人的四百九十四首诗作。此书在我国元、明时期及日本非常流行。笔者在辑录完圆至、裴庾、盛传敏、王谦、高士奇、何焯等人的注评后，为使整理本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注本，又做了补注。补注时，首先参考今人所著学术性较强的唐诗别集、选集、总集之笺注本，若其已注明，则径直采用；其有疏误，亦时或纠辨，并抒己见。下文即胪列、分析笔者补注过程中发现的有代表性的疏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仅仅查阅了相关注本中为《唐诗三体家法》所选诗作（一般为三四首）的注释，其他部分未及细察，故本文所举不足以说明这些注本的整体质量。一、漏注典故所谓“典故”，一般指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故事或有来历的语词。古代诗文，特别是“诗歌，力求简练，用最少的文字表现最丰富的内容”⑥，故最宜用典。用典“是诗法的核心”⑦，“为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方法”⑧，可以雅化言辞、丰富内涵、委曲抒情、深化意蕴。而注出诗人所用典故，则是“注家首要的工作”⑨。由于古人和今人知识结构、生活经验、书写语体等存在较大差异，今人对于古人所用典故及其用典方式已有所疏离，注释典故时往往会发生漏注、误注和误释现象。先说漏注。古人用典，崇尚如“水中着盐”⑩，讲究“合机，不啻自其口出”?。职是之故，诗中的不少语词，往往既可就字面解，又是用典，有深层的意蕴。若当作寻常语词一览而过，便会漏注。“注家作注，必先假定诗中‘无一字无来处’，穷搜群籍，才有可能避免失注。”?如钱起五律《哭空寂寺玄上人》首联：“凄然双树下，垂泪远公房。”?“双树”看似寻常，实有典故。按，娑罗双树，也称双林，为释迦牟尼入灭之处。《大般涅槃经》卷一：“一时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临涅槃。”?诗人用来写僧人圆寂，可谓恰切。可惜，大陆和台湾两种《钱起诗集校注》?皆未注出。古人作诗，有“偷意”“夺胎换骨”之说?，大体指某个诗句在诗意上与前代典籍中的某句话或某件事存在或同义、或引申、或推衍、或翻案等关系，但却另外措辞，重新组织表达。这是对注家综合功力的最大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漏注。如石召五律《送人归山》首联：“相逢唯道在，谁不共知贫。”意本《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这个例子还不算太难，因为诗句中提到了“道”“贫”二字，留下一点线索。最难的是“用其事而隐其语”?——诗句与典源在字面上没有任何联系。如于武陵五律《南游有感》首联：“杜陵无厚业，不得驻车轮。”“杜陵”系武陵家乡。此联谓因贫而宦游，意本《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正与诗题“南游”和尾联“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复春”相呼应。《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诗人有时会将多个典故组织在一起并用。遇到这种情况，注家要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细致寻绎，以免遗漏。概括而言，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融两典或数典为一”?而用之；第二，某个典故，经过历代诗人的辗转袭用，形成了如祖、父、孙般的传承关系。以上两种情况，《诗注要义》?、《用典研究》?论之已详。此外，笔者发现还有第三种情况：诗中某个语词，像岩层一样层层累积了多层典故，只有将其全部注出，才能洞彻诗意。如王维七绝《寒食汜上作》首联：“广武城边逢暮春，汶阳归客泪沾巾。”“广武城”，《王右丞集笺注》引《通典》，云为“河南府汜水县”，并列举历代沿革?。此可谓第一层典故。《王维集校注》认为，此诗为王维开元十四年任济州司仓参军秩满，西归途中作；注云：“广武城：古城名，有东、西二城，在唐郑州荥泽县西二十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八），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楚、汉相争时，项羽、刘邦曾分别屯兵于东、西城，隔涧对峙。”?兼注第一、第二层典故。至此，仍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王维途经此地，会“泪沾巾”。其实，与广武城相关的阮籍叹典，与此诗关系更为密切，可谓第三层典故。《三国志·阮籍传》“官至步兵校尉”裴松之注引晋孙盛《魏氏春秋》：“（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当时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已满四年，官卑品低，故暮春离任，途经广武城，想起阮籍的慨叹，难禁感时伤逝、怀才不遇之情，不由得泪湿佩巾。只有弄清与广武城相关的这三层典故，才能全面、透彻地理解诗人的情感。有些漏注，系因该典过于冷僻。遇此，注家亦应如《诗注要义》所云：“标出‘未详’、‘待考’等阙疑之辞，以俟高明指教。”?这样，既能显示注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也便于后来者集中精力解决疑难。一些僻典，今天利用数据库检索就可以解决。如严维五律《赠别至弘上人》首联：“最称弘偃少，早岁草茅居。”“弘偃”为何人？《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笔者查阅与唐代人名有关的辞书甚至检索“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都没有结果。后来通过检索“读秀”等数据库，辗转搜寻，终于查到了出处。原来“弘偃”乃公孙弘、主父偃的简称。二人皆汉武帝时人，且都出身贫寒，后公孙弘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主父偃官至中大夫，被拜为齐相。谢灵运《撰征赋》：“相端、非之两骄，遭弘、偃之双慝。”?这样解释“弘偃”，就与下句“早岁草茅居”相贯通了。原来，作者乃用“弘偃”美称至弘上人。二、误注典故质言之，用典乃原有的典故文本和现在所欲书写的文本之间的相遇融合。同一个典故，因为书写语境、表达重心和对仗、押韵、平仄、字数等文体规范的不同，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典面。“所谓典面，是指典故的短语化的表达形式……典面的形成既与典源及它的原初的语言表达和原初的典义有关，也与历来的用典过程中各种语言内和语言外的因素对它的影响有关。”?作注即是结合诗意对典面进行“破译”“解码”，寻其典源。这要求注家对相关典故的使用范围、意涵及典面形成的规律等有充分的了解，一有不慎，便会张冠李戴、发生误注。一般来说，误注通常发生在两个典面、意思相近的典故之间，《诗注要义》称为“邻典”?。下面略举数例。马戴五律《集宿姚侍御宅怀永乐宰殷侍御》：“石田虞芮接，种树白云阴。穴闭神踪古，河流禹凿深。樵人应满郭，仙鸟几巢林。此会偏相语，曾供雪夜吟。”《马戴诗注》云：“白云，古用以寓亲友之思。《大唐新语·举贤》：‘（狄仁杰）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视所居，近此云下。’”?按，此典乃思亲专用，罕见用于友朋之间者?。诗人所怀“殷侍御”，指殷尧藩。此人为性简静，耽丘壑之趣。故诗人用了不少与仙人、隐士有关的语词、典故，以美其虽出仕为官，然葆有高逸情怀。诗中的“白云”，喻归隐。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一：“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又，马诗末句暗用“子猷访戴”典，而子猷所吟者恰为左思《招隐诗》。刘禹锡七律《松滋渡望峡中》前半首：“渡头轻雨洒寒梅，云际溶溶雪水来。梦渚草长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云：“寒梅：指梅雨。《太平御览》卷九七〇引《风俗通》：‘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有霖霪，号为梅雨。’”“诗云‘轻雨洒寒梅’，当元和十年夏自京赴连州道中作。”?按，黄梅雨，指初夏时节江淮流域持续较长的阴雨天气。因时值梅子黄熟，故称。此季节空气长期潮湿，器物易霉，故又称霉雨。将“寒梅”释为黄梅雨，不妥：其一，与诗中所写“雪水”“草长”等冬末春初之景扞格；其二，不符合“黄梅雨”一典之用典习惯。梅雨季节，天气炎热，罕见诗人用“寒”形容，更不用说以“寒梅”代称梅雨。诗中的“寒梅”，应指梅花，因其凌寒开放，故称。有些字词，看似平常，但实际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语用实践中已发展为一个新的典故，而诗人往往喜欢“以本朝故实用入诗句”（毛奇龄《毛西河文集·诗话八》）?。注家若还按原先、通常的理解作注，便会出现疏误。如王周五律《道院》首联：“白日人稀到，帘垂道院深。”“道院”，《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注?，《汉语大词典》《辞海》《宗教大辞典》《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等皆解作道士所居之庙宇，规模稍小于宫、观，书证皆首列此诗?。按，以上诸权威辞书的解释皆为此词本义，并不符合此诗语境，因为此诗末联明明云：“谁知是官府，烟缕满炉沉。”实际上，诗中的“道院”隐含着这样一个典故：五代、宋、元时期，士大夫往往用“道院”借指公事稀少的地方官署。如宋代江阴军地处偏僻，北拒长江，过客不多，公事稀少；通州南阻长江，东北濒海，士大夫少至此处，民俗淳厚，讼稀事简。在二州仕宦极为优逸，故士大夫称江阴军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宋人吴渊有《江东道院赋》。三、释典不确古人用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藉典故抒写当下情事。注家不但要寻源究本，注明某个典故的来源，还要阐明其表达的“今情”“今意”。有时，注家虽注出了典源，但在阐发“今情”“今意”时却不够准确、全面甚至犯错。注家应全面、细致地审视典源，将与所注诗句有“互文”关系的内容悉数注出，在此基础上进行阐发。如果仅按该典通常的用法作注，有时会遗漏一些关键信息。如张籍七绝《感春》首联：“远客悠悠任病身，谢家池上又逢春。”按，谢灵运《登池上楼》：“徇禄反穷海，卧屙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钟嵘《诗品》卷中“宋法曹参军谢惠连”条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张籍集系年校注》亦注明了此典，但引谢诗，仅引了脍炙人口的“池塘”二句?，忽略了谢诗“徇禄反穷海，卧屙对空林”与张诗“远客悠悠任病身”之间的互文关系。阐释典故，应紧扣典源、参照相关用例，不能额外生发。雍陶七绝《宿嘉陵驿》：“离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风景却生愁。今宵难作刀州梦，月色江声共一楼。”按，“刀州梦”，《晋书·王濬传》：“濬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雍陶诗注》释云：“陶为益州（成都）人，故以刀州梦言乡梦。”?不确。此诗抒发羁旅思乡之情，诗人期望到故乡为官（这样就不用辞亲远游了），故欲作“刀州梦”，然月色恼人、江声聒耳，辗转反侧，愁不堪言。且古无用此典指“乡梦”之例，而是多用来指官吏的调迁升职或到益州一带任职?。这里应指后者。岑参《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觐省》：“刀州重入梦，剑阁再题词。”同此。同一个典故，在后世使用中可能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意义。诗中所言究竟为何，要结合全诗语境和典面细致分析，不能仅从自己熟悉的意义出发臆解。如祖咏五律《江南旅情》颈联：“剑留南斗近，书寄北风遥。”此诗入选《千家诗》，流传颇广。“南斗”，星名，即斗宿，有星六颗。在北斗星以南，形似斗，故称。古人将星宿的位置和地面上州、国的位置相对应。南斗和南方一带对应，故亦泛指南方。“剑留南斗近”用何典？《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及大多数《千家诗》注本未注。按，这里用“剑”借代“佩剑之人”，乃诗人自指。同时，亦用剑气冲斗、牛典（见《晋书·张华传》等）。《增订注释全唐诗》虽注明了此典，但谓“用双剑分合事……诗文中常以双剑喻夫妻。此句意谓自己与妻别离，独留南方”?，可谓失之交臂。按，此典虽可用来抒写友朋、夫妇之间的离合，但典面通常会表明有两把剑，一般还会出现“双”“合”“会”等字样，如“剑合双龙”“延津剑会（合）”等?。此诗云“剑留南斗近”，从典面看，并没有提及双剑分合，只在暗示剑光直冲斗牛，以喻杰出人才有待识者发现。宋之问《送杜审言》：“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意思略同。“南斗”句既写诗人滞留南方，又暗含怀才不遇之意，与尾联“无媒”（亦暗谓进身无路）呼应。一些典故，有特殊的适用范围或对象，阐释要与此切合，不能随意发挥。如李嘉祐五律《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细草绿汀洲，王孙耐薄游。年华初冠带，文体旧弓裘。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使君怜小阮，应念倚门愁。”尾联“倚门”，出自《战国策·齐策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后因以“倚门”或“倚闾”谓父母望子归来之心殷切。《唐人律诗笺注集评》虽注明了此典，但阐释有误：“‘倚门’则从对方（使君叔）着笔……二句说，料想此刻，使君叔定倚门而望，盼念侄子到来。”?这样解释既不符合用典习惯，也不符合诗意。按，“倚门”多指父母（特别是母亲）盼子归来，罕见用在叔侄之。王牧此行当是干谒求仕，首联“薄游”即点明了这种目的。颔联美其年轻有文彩，能承家学。尾联宽慰其心，谓叔父看在父母倚门悬盼的份上，也会怜爱侄儿、遂其所愿。四、诂词未切孔颖达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毛诗正义·关雎诂训传》对于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常用或用法有所变更的生词僻字，注释应加以训诂。对此，大多数注家会参阅《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然而，权威辞书也不能迷信、照搬，因为：一方面，有时语词在诗句中的特定意涵可能是辞书某个义项的引申或细，甚至越出其所列义项，需要注家另外阐释；另一方面，辞书成于众人之手，难免会出现诂词不当或书证未引原始出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疏漏。而“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戴震《与某书。下面略举数则诂词未切的例子。戴叔伦五律《江上别张欢》尾联：“今日扁舟别，俱为沧海人。”“沧海人”，《戴叔伦诗集校注》云：“喻怀抱大志而未荣达之人。《抱朴子·穷达》：‘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晓沧海，自有来矣。此解或是受李白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之一）的影响，与全诗倦于行役之悲凉、凄苦情调不协。按，“沧海人”指在沧海中浪迹、隐逸之士，与出仕者身份相对。传说中“沧海”为仙人居所。孔子亦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志。戴诗颈联云“伊洛困风尘”，说明二人皆仕途坎坷。李频《送友人下第归宛陵》：“共泣东风别，同为沧海人。”他们所送的友人亦下第，故皆在诗末以此相慰。唐张贲《酬袭美先见寄倒来韵》：“酒后只留沧海客，香前唯见紫阳君。”宋周锷《望春山》：“缅彼沧海人，偕我蓬莱宫……朗诵招隐篇，飞空快埃风。明康海《丁丑岁十月一日得伯循书将以是月见访喜而有作》五首之三：“俱是沧海人，安计尘俗事。以上诸诗中的“沧海客”或“沧海人”，皆明确指隐逸、高蹈之士。褚载七律《赠道士》首联：“簪星曳月下蓬壶，曾见东皋种白榆。”“簪星曳月”为何意？《增订注释全唐诗》未。《汉语大词典》释为“形容佩带光彩耀眼”，书证首列辛文房《唐才子传·鱼玄机》：“时京师诸宫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次列此。按，《汉语大词典》释义未考虑鱼玄机等“诸宫女郎”及褚载所赠对象的道士身份，不确。“簪星”，道士所戴星冠上镶有星宿图像，故称。李颀《王母歌》：“头上复戴九星冠，总领玉童坐南面。”“曳月”，谓腰间带有圆形玉佩。“蓬壶”，即蓬莱，传说中的海中仙山。诗人暗誉道士为神仙，自天界下凡。某个语词，诗人可能有意“双关”，在原义之外通过同音或多义关系指涉另外一个意思，注家应将其全部注出，不能遗漏。如杜牧七绝《题禅院》首联：“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杜牧集系年校注》云：“百分空，意为忘却一切世俗之事。没有点明原义。按，“觥船”，指容量大的饮酒器。“百分”，犹满杯。陆弘休《和訾家洲宴游》：“酒满百分殊不怕，人添一岁更堪愁。”则“百分空”首先指将满杯的酒一饮而尽。如此注解，才能使人领会诗语的双关之妙。五、错解地名名物亦是注释的重点和难点。“在各类的名物中，以人名、地名、职官、方言俗语、天文历法、方术、释道等尤易致误。这里仅说“注家最易舛讹的地名。有些地名用词，既可按泛称解，又可按专名解，注家应结合诗意、地理地貌、诗人行实等综合分析。如刘禹锡七律《松滋渡望峡中》。“峡中”，《唐诗选》释为“在秭归县东”，《刘禹锡选集》注为“唐峡州地，显然皆当作唐代峡州理解。按，峡州，又作硖州。唐代贞观九年移治步阐垒（今宜昌市）。辖境相当今湖北宜昌、枝城、长阳、远安等市、县地。诗的题目和正文往往互相呼应，此诗正文涉及景、地十分开阔，特别是尾联所写“十二碧峰何处所，永安宫外是荒台”，远在峡州之西。而松滋渡在今湖北省松滋县西，乃长江上的重要渡口，由此不远即入三峡，故诗人由此眺望。可见，诗题中的“峡中”，应泛指三峡之中。诗人作诗时，有时会出于对仗、韵脚、平仄等方面的考虑，对某些地名加以调整，如增删一二字或改为一个泛称。注家如能考出此地，自应确切注出。如皇甫曾五律《晚至华阴》颔联：“云霞仙掌出，松柏古祠深。”“仙掌”，指华山东峰仙人掌峰。“古祠”何指，《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增订注释全唐诗》等皆未加。从诗人将其与“仙掌”对举看，当亦为特指，并有联系。而且，此祠年代久远且被松柏掩映，可见非一般的小庙。华阴县正好有巨灵祠，为汉武帝始建。《华山志》：“巨灵，九元祖也。汉武帝观仙掌于县内，特立巨灵祠。崔颢《行经华阴》：“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正将巨灵祠和仙人掌峰对举。故皇甫曾诗中的“古祠”当即巨灵祠，诗人或是为了对仗的需要对其名称做了改动。有些地名，若查资料，会发现一名多地或一地多名，究竟何指，亦应综合分析。如崔涂七律《过绣岭宫》。按，绣岭宫有二：其一旧址在今河南省陕县，唐高宗显庆三年建；其二即华清宫，因建于今陕西省西安骊山西绣岭之上，故称绣岭。《增订注释全唐诗》《全唐诗精华》等沿袭何焯等人的旧说，认为乃在河南陕县。其实，若仔细分析诗中“一曲铃”“香辇”“缭垣”“东流”“下翠岑”等语词，知当指与杨贵妃、温泉相关之华清宫。此诗为《唐诗三体家法》所选，何焯批注云：“《唐·地理志》：‘陕州峡石县本崤，有绣岭宫，显庆三年置。’与华清两地，诗意却作一事说。可见，何焯已察觉到了诗意所言当指华清宫，只是他不知华清宫别称绣岭宫，故当面错过。有些地名或与其相关的名词，看似寻常，实有特定所指，若按常识理解，往往会出现疏误。如温庭筠七律《开圣寺》：“……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犹有南朝旧碑在，耻将兴废问休公。”一般人看到“南朝”，往往会联想到以建业（今南京）为基业的宋、齐、梁、陈。《温庭筠全集校注》即引张祜同题诗，注云：“寺在润州丹阳。温此诗写景与张诗有相似处（张诗‘萧帝坏陵’，温诗‘向陵’，又曰‘南朝旧碑’），当同指润州丹阳之开圣寺。或谓指荆州四望山之开圣寺，疑非。荆州不可能有南朝帝陵。”“此诗疑会昌元年秋归吴中旧乡途中所作注者云“寺在润州丹阳”，未引任何史料，仅在注“陵”时，引《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有南齐宣帝、高帝及梁文帝、武帝诸陵，可见乃推测之辞。笔者多方查找，亦未找到润州丹阳有开圣寺的记载。丹阳自是南朝诸帝陵墓较为集中的地方，故注者首先想到并推测寺亦在此地，然而真相有时在常识之外。按，《舆地纪胜》卷六五“江陵府”曰：“梁宣、明二帝陵，在府西北六十里纪山，即宣帝陵，西即明帝陵。纪山，原名四望山，唐时改名为纪山，在今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上有开圣寺。释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三五《感通篇》中有《隋初荆州四望山开圣寺智旷传》。后梁（555—587），又称北梁，南北朝时期萧氏在江陵建立的政权，乃西魏、北周之附庸。宣、明二帝，指后梁宣帝萧詧及其子明帝萧岿，事见《北史·僭伪附庸传》。唐人关于开圣寺和宣、明二帝陵、碑的诗，尚有李涉《题开圣寺》、刘禹锡《后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千行宰树荆州道，暮雨萧萧闻子规。”元稹《楚歌十首（江陵时作）》之七：“梁业雄图尽，遗孙世运消。宣明徒有号，江汉不相朝。碑碣高临路，松枝半作樵。唯余开圣寺，犹学武皇妖。”以上诸人皆曾路过荆州或在荆州任职。可见，温庭筠诗中的“开圣寺”，亦在荆州，诗当为其咸通二年至三年间在荆南节度使萧邺幕下任从事时所作。诗人并非皆饱学之士，有时难免在指涉地名、引用史实、化用典故等方面犯错误。对于诗中的疏误或情辞乖戾之处，注家应指出或标明阙疑。如陆龟蒙七绝《华阳巾》首联：“莲花峰下得佳名，云褐相兼上鹤翎。”《陆龟蒙全集校注》：“本集卷四有《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寄怀华阳道士》。着此华阳巾者，当即此人。”并注“莲花峰”在庐，皆误。按，此诗和陆集中前后数首如《漉酒巾》《方响》《白鹭》《钓车》等，皆为咏物诗，不能指实当赠答诗理解。“华阳巾”，指隐士、逸人戴的纱罗头巾。一说始于自号“华阳隐居”的陶弘景，一说始于自号“华阳山人”的顾况。陶、顾二人晚年皆隐居于“华阳”，即今江苏省句容、金坛一带的茅山，陶弘景曾言：“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又陆集此诗之前一首《漉酒巾》云：“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间。”述漉酒巾之得名缘由。据此，这首诗“莲花峰下得佳名”，当亦述华阳巾之得名缘由。然笔者未查到茅山（华阳）有莲花峰之记载。庐山、华山、衡山等地皆有莲花峰。这里当是诗人望文生义，误将华阳巾之“华阳”理解为华山之阳，认为其得名与华山莲花峰有关，所以一起言之。六、抉择失当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其实不止校书，注释很大程度上亦是如此。特别是在辞书编纂得愈来愈完善、细密的数字化时代，只要肯用心，要检索到某个语词、典故，并非难事，难就难在从辞书所列的众多义项中进行正确的抉择，选取最切合诗意的那个义项进行阐释，有时一字之差会导致全句或全诗错解。这是对注家感悟力、诗学修养、学术功底、眼光识力等的综合考验。注家面临的第一个抉择，在文字校勘方面。一个字词，或有多个异文，注家应结合诗意、版本和平仄、押韵、对仗等诗律知识，择善而从。姚合五律《游春十二首》之二颈联：“树枝风掉软，菜甲土浮轻。”“掉”，《姚合诗集校考、《姚合诗集校注》皆作“棹”，后者注云：“风棹：风中行驶的船。然《全唐诗》、元刊本《唐三体诗说》皆作“掉。《姚合诗集校考》和《姚合诗集校注》皆云参校了《全唐诗》，但又未出任何校勘记，当是整理者认为“棹”是，而按目前古籍整理的惯例：“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然根据律诗的对仗原则，“掉”所在位置应该是一个动词，如此才能和“浮”对得上，而“棹”为名词，对不上。或许整理者亦想到了此点，但又觉得“掉”讲不通，所以两相权衡，选择了“棹”。事实上，此诗用的是“掉”的“摆动、摇动”义。《文选》卷九扬雄《长杨赋》：“拮隔鸣球，掉八列之舞。”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掉，摇也。此义现代汉语中还有保留，如“尾大不掉”“掉臂而行”，只不过不太常用。“树枝风掉软”，谓树枝在春风的频繁吹动下变得柔软起来，描绘万物复苏景象，颇为精细、形象。注释过程中，更要细读全诗，通盘考虑。对某个字词义项的抉择、阐释，不仅要能放置在全句、全篇讲得通，还要能在联系诗人的生平、行踪、态度、主张、同时代相关的诗作及中国诗学的传统时也讲得通。这是因为，所有的文本、语句，都和历史上、同时代的其他文本、语词有着或近或远、或多或少的“互文性”，我们应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文本、语词网络中进行阐释。如郑谷七律《中年》颔联：“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郑谷诗集笺注》注“愁破”句云：“酒有权，谓酒量无定，因心情而易，句即以酒浇愁之意。此注有以下疏误：其一，将“酒”解为“酒量”，犯了“增字为训”的忌讳。其二，将“有权”解作“无定”，乃据“权”之“权宜，变通”义引申而来；实际上，“权”在这个意义上常和“经”或“常”对言，一般说“行权”，但不能和“有”一起组词。这里的“权”，当解作权柄、威势。“愁破”句乃设想之辞，从反面说：只有愁破了才知浇愁之酒的权柄、威势，则实际上愁难浇破，酒亦“无权”，句意与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举杯销愁愁更愁”略同。戴叔伦七绝《湘南即事》首联：“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卢橘”，《戴叔伦诗文集笺注、《戴叔伦诗集校注》皆注为金橘。后者比较谨慎，注末云：“关于卢橘究为何物，古人曾辩说纷纭，参看《艺苑雌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吴景旭《历代诗话》、李时珍《本草纲目》。结合《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可知，“卢橘”有两个义项：一指金橘，一指枇杷。金橘夏季开花，秋、冬实熟；而枇杷则在秋天或初冬开花，夏天果熟。戴诗云“卢橘花开枫叶衰”，由“枫叶衰”知时令当秋，此时始花者应是枇杷。宋之问《登粤王台》：“冬花采卢橘。”刘禹锡《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霜轻菊秀晚，石浅水纹斜……凊风稍改叶，卢橘始含葩。”许浑《别表兄军倅》：“卢橘花香拂钓矶，佳人犹舞越罗衣。三洲水浅鱼来少，五岭山高雁到稀。客路晚依红树宿，乡关朝望白云归。”许浑《病间寄郡中文士》：“卢橘含花处处香，老人依旧卧清漳。心同客舍惊秋早，迹似僧斋厌夜长。”樊珣《状江南（仲夏）》：“卢橘垂金弹，甘蕉吐白莲。”李商隐《九成宫》：“十二层城阆苑西，平时避暑拂虹霓……荔枝卢橘沾恩幸，鸾鹊天书湿紫泥。”以上诸诗中的卢橘，据所写物候推断，亦为枇杷。《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丁卯集笺证》《李商隐诗歌集解》等皆注为金橘，《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谓指“枇杷，或云金橘之别名，不确。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了很大比重，一个字往往兼具两个以上的词性。诗中所用究竟为何种词性，须结合全篇的诗意、意脉和古汉语的语法、搭配等整体抉择。如李白五绝《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之一：“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到吴。相逢问愁苦，泪尽日南珠。”有人认为：“这里‘却到’与‘还归’对文，‘却’就是回、还之意。结合题目细察诗意可知：流放的友人仅仅量移东阳，并没有被赦归，故诗人面对落潮即景生情，发为怨辞。诗中的“还”（尚且）与“却”皆为虚词，对举成文，与上、下联之间诗意的对比、转折紧密呼应。若将“却到”与“还归”看作同义复词，则此联意脉不畅。诗意谓：潮水尚且能够在涨上来之后回归大海，流人却未被赦归，又流放到吴地（即东阳）去了。类似用法诗中常见，如王维《早秋山中作》：“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丘为《竹下残雪》：“还对读书牖，且关乘兴心。”以上诸诗中的“还”与“却”皆为虚词，且与“岂”“且”等虚词对举，将上、下联绾合为一个完整、连贯的表达。王夫之曰：“作诗亦须识字，如思、应、教、令、吹、烧之类，有平仄二声，音别则义亦异。注诗亦然。遇到多音字时，要格外谨慎，须结合诗意、平仄等整体分析，不能沿着思维惯性按该字常见的读音曲说别解。如李咸用五律《春日》：“浩荡东风里，裴回无所亲。危城三面水，古树一边春。衰世难修道，花时不称贫。滔滔天下者，何处问通津。”《唐诗三百首续编》释“花时”句云：“春日花开满院，怡然自乐，也不算贫寒了。《唐人律诗笺注集评》亦谓：“春时花开满庭，可相慰藉，也就不觉得贫寒了。二人皆将“称”当平声（chēnɡ）解。所谓“算”“觉得”，皆据“称”在平声时的“叫做、称做”义引申。这样解释，不仅不合平仄，也与全诗情调、意脉相悖。这里的“称”，当按去声（chèn）解作“相称、符合”，如此才符合平仄、意脉等。诗意谓：春暖花开时节，恰好适宜靓装出游；面对艳丽的花朵和权贵豪奢的装束，愈加觉得自己寒碜窘迫、格格不入。七、误会诗意钱钟书曰：“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精辟地道出了注释的阐释原则：微观层面的典故、字词、名物等等的训诂，实与宏观层面的诗意阐发互为表里、交相促进。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另一方。上文所论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疏误，这里再举几例宏观诗意阐发有误或意脉把握不当的例子。畅当《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软莎欹坐稳，冷石醉眠醒。野膳随行帐，华音发从伶。数杯君不见，都已遣沉冥。”此诗一作杜甫诗。据吴企明考证，作者应为畅。关于诗的意脉，历来解说纷纭。《杜诗详注》卷一三云：“此诗不乐居幕府而作也。上四言草堂醉后，有徜徉自得之兴。下四言军中陪宴，非豪饮畅意之时。沈、刘盖草堂同饮者，故寄诗以见意。《杜臆》以此章为倒叙，从既醉已后，溯军中初饮之事。但饮只数杯，何至酒渴而漱，坐眠方醒乎？首尾不相合矣。又卢注座中不见两君，故数杯便觉沉冥。此说亦非，军中设宴，原非幽人同席，何必以不见为怅耶？此须依《杜臆》作十字句，言数杯之后，君不见我沉冥乎？其实此诗写了两次宴饮，一主一余，主饮为背景，仅用“酒渴”二字交代，余饮为主脑，肆笔铺陈。全篇从主饮写起，因酒后口渴，故在水边汲流（或许是烹茶）以漱，然余酣难消，不觉醉眠，醒后复聚餐行乐。“晚汀”与“行帐”正相呼应，写宴饮场所。因已进行过主饮，所以这次余饮，大家不过数杯，便都酩酊大醉，进入沉冥之境。如此连续纵饮行乐，实在酣畅之极，可惜君不与会也（题既言“寄”，则沈、刘不与饮明矣）。开篇气盛声重，后面如话家常，寥寥数笔便使“酣”情“醉”态跃然纸上。李益七绝《写情》：“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唐诗选》云：“一夕休：有约不来，空空等了一夜。不确。若是仅“空空等了一夜”，则希望还没有破灭，以后还可以再约、再等，何来尾联绝望之语？按，“一夕休”，指某种情事、状态、人物等等在一夜之间突然终止或死亡。李诗盖谓：日日夜夜期盼的千里之约、美好之会，就在这一夜之间化为泡影；应是收到了绝交的音讯。韦庄七律《咸阳怀古》颈联：“李斯不向仓中悟，徐福应无物外游。”《韦庄集笺注》引《史记·李斯列传》载斯少时因“厕中鼠”“仓中鼠”悟得“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及《秦始皇本纪》“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事，甚是；但又云此联“盖谓若非李斯佐秦并天下，则无徐福入海求仙之事，不妥。其一，此诗主旨为感慨兴亡、怀古伤今，此解与其不合。其二，此解与韦庄对李斯“仓中悟”的一贯态度相悖。韦庄《题李斯传》：“蜀魄湘魂万古悲，未悲秦相死秦时。临刑莫恨仓中鼠，上蔡东门去自迟。”《同旧韵》：“安羡仓中鼠，危同幕上禽。期君调鼎鼐，他日俟羊斟。”细揣诗意，知此联虽然用了“不向”“应无”等词，但上、下联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而是谓：李斯不悟仓中亦难常恃，徐福海外求仙也为虚妄，但人主偏偏宠信、重用这样的小人，社稷能不亡乎？八、详略失当注释的最高目标是洞明诗心、探得诗意。正如仇兆鳌所云：“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欲达此目的和境界，注家除了诂训典故、语词、名物等，还应对诗歌涉及的本事时事、民俗事象、礼仪风尚、诗法意脉、比兴寄托等加以阐释。然而，不少诗注往往在这些应该详细阐发之处有所疏略甚至遗漏。时事当发明之。“诗史互证”是中国古代诗歌注释的优良传统。注家应“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一一疏通证明，使作者本指，显然呈露。如赵嘏七绝《经汾阳旧宅》：“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赵嘏诗注》：“汾阳旧宅，唐代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旧宅。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以武举累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曾平定安史之乱，后进封汾阳郡王。代宗时，曾联合回纥，共拒吐番入侵。新旧《唐书》有传。对时事背景的介绍到此为止，并没有点明郭子仪因重整山河之大功，被朝廷盟誓封爵，但死后不久，其后人陆续遭贬，田宅奴婢被人侵夺（见《旧唐书·郭子仪传》）。而这，才是诗人兴感之缘由。诗中抒写的情事，有时会在诗人本人或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诗文（特别是酬唱诗、赠答诗）中多次出现，而且每次限于主题及表达形式，抒写的视角、重点、范围、措辞等或有不同。作注时要尽量全面地搜集相关资料，综合分析，并取重要者以为互证。如刘沧七律《旅馆书怀》前半首：“秋看庭树换风烟，兄弟飘零寄海边。客计倦行分陕路，家贫休种汶阳田。”注可引其《怀汶阳兄弟》：“回看云岭思茫茫，几处关河隔汶阳。书信经年乡国远，弟兄无力海田荒。”祖咏五律《汝坟别业》首联：“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注可引其《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淹留岁将晏，久废南山期。旧业不见弃，还山从此辞。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菑。”诗中涉及某个民俗事象，最好举相关史料以证之。如章孝标《田家》：“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按，《本草纲目·虫四·蛙》：“时珍曰：田鸡、水鸡、土鸭，形称虽异，功用则一也……《考工记》云：‘以脰鸣者，蛙黾之属。’农人占其声之早晚大小，以卜丰歉，故唐人章孝标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顾禄《清嘉录》“田鸡报”条云，“（三月）三日，农民听蛙声于午前后，以卜丰稔，谓之‘田鸡报’。谚云：‘田鸡叫拉午时前（延先切），大（读作度）年在高田。田鸡叫拉午时后，低田弗要愁。’……案，范成大诗：‘薄暮蛙声连晚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褚人获《坚瓠集》云：‘吴中以上巳蛙鸣，则无水患。谚云：三月三个虾蟆，禁口难开。’又九县《志》皆载占谚云：‘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并载唐人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农业生产与水旱密切相关，故“卜水旱”即是“卜丰歉”。诗中涉及某种特殊的礼仪、风尚，有时从字面看不是那么显豁，注释要适当发明、阐释。这里以与佛、道相关者为例。如贾岛五律《山中道士》颈联：“白石通宵煮，寒泉尽日舂。”“煮白石”，旧传神仙、方士烧煮白石为粮，后因借指道家修炼生活。上句所写既非寻常之事，则下句“寒泉尽日舂”亦当不是普通的舂米。按，唐代有些道教徒用水碓舂云母等物服之或炼丹。李白《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之一：“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诗中涉及艺术史、学术史上的某个现象、事件，应予点明。如李群玉五排《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尾联：“从今留胜会，谁肯画兰亭。”“兰亭”，在浙江省绍兴市西南之兰渚山上。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等同游于此，羲之作《兰亭集序》。此事后来成为画家乐于表现之画题。俞松《兰亭续考》卷二引李心传记云：“王右丞所画《兰亭图》，祐陵标题，仍书何延之所作记于后。李频《府试观兰亭图》：“往会人何处，遗踪事可观……笔想吟中驻，杯疑饮后干。”诗中某些特殊的艺术手法，亦应适当分析。如喻凫《龙翔寺居喜胡权见访因宿》：“冲桥二水急，扣月一钟残。”按，下句谓钟一敲动，其声远扬，连高空的月亮也仿佛被扣响了，以此映衬钟声之清越。喻凫龙翔寺诗多次写到钟声，如《夏日龙翔寺寄张侍御》：“残阳钟殷台。”“扣月”“殷台”，笔法相同，只是一虚一实罢了。又李贺《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钱钟书《谈艺录》言“长吉曲喻”，特意拈出，津津乐道，谓：“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日比瑠璃，皆光明故；而来长吉笔端，则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声矣。准此，喻凫言“扣月”，亦曲喻也。盖拟月为玉盘，言其光色也，乃常人之意。诗人则进一步发想，谓月之光色既如玉盘，则其亦如玉盘之“硁硁”可“扣”矣，其思既在人意之中又越意表之外。长吉言“敲日”，尚借“玻璃声”暗示；喻凫言“扣月”，则仅以残钟比衬，其喻似更曲、更妙矣。注释应明畅贴切、详略得当。对于何者须注、何者不注、何时须详、何时要略，注家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心中有数。不少诗注，遇到浅近、习见的语词、典故，每每连篇累牍地阐说、征引，恨不得连“长江黄河”“风云月露”都加注，而对于那些深奥难懂、读者真正期待有所解释的典故或疑难，却付之阙如。这个倾向，古人已有所批评、反思。近年来，随着电子检索的愈来愈便捷，注释中的繁冗失裁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浮词、游词举不胜举。如《岑嘉州诗笺注》注“龙钟”一词，用了七百余字罗列诸义，如同专门汇集训诂资料的《故训汇纂》等辞书，但又比较凌乱、随意。一个词可能有多个读音、多个义项，注家只要注明诗中特定语境下的意涵即可，若有必要，顶多旁涉与该意涵有关的义项，以明其意之来源，无需獭祭。1980年，郭在贻发表《漫谈古书的注释》一文，将古书注释中的问题归纳为望文生训、增字为释、误解俗语词、以今例古、当注而不注五条，并举了平日涉猎所及的一些选本中的疏误作例。如果将郭氏文章和本文对读，会发现：本文所举疏误整体上说层次更低、类型更多；郭氏所举多为有着高深学养的专门名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或者本身为注释、训诂之疑难，而笔者所举只有少数属于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新生代注家对诗歌的整体感悟力和解读力不高、诗学修养和国学根底薄弱造成的。而从郭氏文章发表到本文撰写的三十多年，正是辞书编纂得越来越细密、数字化从滥觞到发展再到如火如荼、沾溉万家的时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所举疏误，可以看作数字化时代诗歌注释的症候，也折射了这个时代古典研究赖以为根基的文本解读状况。作为个中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数字化既为我们带来了资料检索的便利，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习得方式、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侵蚀着我们在“专业化”的教育下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诗学修养、国学根底、文本感悟力和解读。而提高、夯实这些能力、修养和根底，是端正学风、进行必要的技能训练之外，身处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提升注释乃至整个古典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和治本之方。① 参见汪耀楠《注释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陈永正《诗注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② 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③ 拙著由原中华书局程毅中副总编辑题签，拟作为黄霖、陈维昭、周兴陆主编的“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之一，由凤凰出版社2018年付梓。④ 刘永济：《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1946年2月18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⑤ 王国维：《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陈永正注评《人间词话·王国维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⑥⑦⑨????陈永正：《诗注要义》，第112页，第111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7—129、175—176页，第174页，第189页，第70页。⑧ 缪钺：《论宋诗》，《古典文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⑩ 蔡绦：《西清诗话》，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05页。? 本文所引唐诗，皆据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避繁琐，除特别说明者外，下文仅注作者、篇名。? 雍正敕修《乾隆大藏经》第17册，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页。?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阮廷瑜：《钱起诗集校注》，（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78页。? 皎然《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李壮鹰：《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1页。）??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8页，第2744页，第269页。?? 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第100页。? 魏庆之：《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4册，第327页，第1251页。? 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发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页。?? 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41页，第288—289页。?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5页。? 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第641页。? 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南北朝卷》，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47页。? 杨军、戈春源：《马戴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赵应铎主编《汉语典故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第783页，第240—244页，第609—610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7页，第1040页，第410—411页。?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10—211页。? 转引自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294页。?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0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4页；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典藏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5页；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华夫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44页。?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 徐礼节、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94页。?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8页。? 周啸天、张效民：《雍陶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周蒙、冯宇主编《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第2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页。? 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1册，第962页。? 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陈增杰：《唐人律诗笺注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第1099页。注释属于随文释义，具有具体性和单一性，而词典义项则具有概括性和多义性。参见汪耀楠《注释学》，第359—364页。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95页。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第42页。周锷：《四休堂诗集》，陈思编、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九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康海：《对山集》卷七，明嘉靖间刻本。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8卷，第1242页。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1页。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凡例”，民国间中华书局校刊《四部备要》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122页；吴汝煜：《刘禹锡选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74页。乔亿撰、雷恩海笺释《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1页；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1册，第1724页。转引自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页。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4册，第1089页；佟培基主编《全唐诗精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8页。周弼编、何焯等注评《唐三体诗》卷四，清光绪十二年（1886）泸州盐局朱墨套印本。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280页。王象之：《舆地纪胜》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8页。何锡光：《陆龟蒙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45页。《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42页。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二，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刘衍：《姚合诗集校考》，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77页。吴河清：《姚合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周弼编、圆至注《唐三体诗说》卷一六，（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程毅中：《古籍校勘释例》，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页。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戴文进：《戴叔伦诗文集笺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1页；罗时进：《丁卯集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8、504页；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60页；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79页。郭在贻：《也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却”字的义训问题》，《郭在贻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6页。李白此诗，《唐诗三体家法》未选，这里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亦一并言之。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吴战垒：《唐诗三百首续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7—328页。吴企明：《杜甫诗辨伪札记》，《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7页。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聂安福：《韦庄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第2页。赵翼：《瓯北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7页。谭优学：《赵嘏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此诗《全唐诗》题作《长安秋夜》（一作《田家》），据内容看，应是《田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2页。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页。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3页。廖立：《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5—766页。参见郭在贻《漫谈古书的注释》，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四库馆臣批评带有一定“数字化”特征的类书时即言：“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69页）可谓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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