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应明畅贴切、详略得当。对于何者须注、何者不注、何时须详、何时要略，注家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心中有数。不少诗注，遇到浅近、习见的语词、典故，每每连篇累牍地阐说、征引，恨不得连“长江黄河”“风云月露”都加注，而对于那些深奥难懂、读者真正期待有所解释的典故或疑难，却付之阙如。这个倾向，古人已有所批评、反思。近年来，随着电子检索的愈来愈便捷，注释中的繁冗失裁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浮词、游词举不胜举。如《岑嘉州诗笺注》注“龙钟”一词，用了七百余字罗列诸义，如同专门汇集训诂资料的《故训汇纂》等辞书，但又比较凌乱、随意。一个词可能有多个读音、多个义项，注家只要注明诗中特定语境下的意涵即可，若有必要，顶多旁涉与该意涵有关的义项，以明其意之来源，无需獭祭。

1980年，郭在贻发表《漫谈古书的注释》一文，将古书注释中的问题归纳为望文生训、增字为释、误解俗语词、以今例古、当注而不注五条，并举了平日涉猎所及的一些选本中的疏误作例。如果将郭氏文章和本文对读，会发现：本文所举疏误整体上说层次更低、类型更多；郭氏所举多为有着高深学养的专门名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或者本身为注释、训诂之疑难，而笔者所举只有少数属于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新生代注家对诗歌的整体感悟力和解读力不高、诗学修养和国学根底薄弱造成的。而从郭氏文章发表到本文撰写的三十多年，正是辞书编纂得越来越细密、数字化从滥觞到发展再到如火如荼、沾溉万家的时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所举疏误，可以看作数字化时代诗歌注释的症候，也折射了这个时代古典研究赖以为根基的文本解读状况。作为个中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数字化既为我们带来了资料检索的便利，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习得方式、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侵蚀着我们在“专业化”的教育下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诗学修养、国学根底、文本感悟力和解读。而提高、夯实这些能力、修养和根底，是端正学风、进行必要的技能训练之外，身处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提升注释乃至整个古典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和治本之方。

① 参见汪耀楠《注释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陈永正《诗注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② 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③ 拙著由原中华书局程毅中副总编辑题签，拟作为黄霖、陈维昭、周兴陆主编的“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之一，由凤凰出版社2018年付梓。

④ 刘永济：《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1946年2月18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徐正榜、陈协强主编《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

⑤ 王国维：《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陈永正注评《人间词话·王国维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⑥⑦⑨????陈永正：《诗注要义》，第112页，第111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7—129、175—176页，第174页，第189页，第70页。

⑧ 缪钺：《论宋诗》，《古典文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⑩ 蔡绦：《西清诗话》，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 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05页。

? 本文所引唐诗，皆据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避繁琐，除特别说明者外，下文仅注作者、篇名。

? 雍正敕修《乾隆大藏经》第17册，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页。

?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阮廷瑜：《钱起诗集校注》，（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78页。

? 皎然《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李壮鹰：《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1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8页，第2744页，第269页。

?? 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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